，头一回轻轻唤了他一声“建楚”，而后才说：“保重。”

他走了，她仍站在湖边，当轿车终于驶出她的视线，连引擎声也远得听不见了的时候，一片枯黄的树叶恰好落在了她肩上。她想起了一句诗，于是自言自语般地念道：“明年芳草绿，故人不同看。”

这一别山长水远，不知何时再见、不知能否再见。

转天她乘机飞返徐州，锦州那时已胜利解放了。长春守军随即先后起义投诚，郑洞国也如历史记载的那样放下了武器，最终促成了长春的和平解放。

沈阳人人自危，黑山、大虎山一线胶着不下，廖耀湘和他的机械化部队就此被困在了河网密布的辽西平原上。二十六日夜间，位于胡家窝棚的九兵团指挥所外响起了枪声，且兵团司令部与各军之间都失去了联络，连辖下的一个师也要不到。彼时他已熬了不知多少个昼夜，桌上的餐食从早放到了晚，已冻得像铁疙瘩一样。卫士们听见声响，连忙来叫他转移，个个神色惶恐不安，好像下一刻他就要性命不保。

“慌什么？”他低喝，“共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语罢拂开众人或回护或搀扶的手臂，依旧军容齐整地走出这间破旧的民房。星星点点的火光转瞬已成燎原之势，他平静地注视着步步逼近的火光、聆听着近在咫尺的枪响，短暂地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南京城里死去的人们、昆仑关上胜利的号角、野人山中累累的白骨，还有戴安澜永远定格在黑白相片上的微笑。

他依然是不后悔的，但他忽然想道，要是自己也死在了抗日的路上，那该多好。

后来——正像许多影片曾演绎的那样，部队陷入混乱，人人争相奔逃。杜聿明乘飞机在上空绝望地见证了，和他对上了一个意味不明的眼光。两人往日并无仇怨，硬说那些隔阂重达千钧或是轻若鸿毛，不过是唯心而已。邱清泉不屑于在刘峙及诸位兵团司令、作战参谋面前与他作幼稚的口舌之争，反叫人注目于他的不忿，于是向他伸出手掌，不动声色地吐出一句：“焕然兄，恭喜了。”

对方似乎颇意外于他与传言不符的冷静，略一迟疑，回握住他的手掌：“当有雨庵兄一半功劳。”语罢，又一侧身，将正当中的位子谦让给他：“请。”

邱清泉站在原地没动，垂眸笑了：“焕然兄太客气了。你叫我站在这里，莫非要推举我作‘总司令’吗？”

黄百韬微微变了脸色。孙元良冷眼旁观着他二人，这时亦出言讥讽：“焕然兄如今可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要是总统来了，莫说我们几个，只怕刘总司令也得让位子喽——”

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刘峙咳嗽一声，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顾祝同及郭汝瑰带来了蒋总统的训示及作战方案，邱清泉调拨一半精力，漫不经心地听着。他对这份方案的不满，远胜于黄百韬的那枚勋章；说是经了蒋总统及作战厅的深入研究，但在场众人谁不知道，杜聿明去东北前早就拟定了更好的方案，国防部这群人连同徐州剿总偏作睁眼瞎，平白磨蹭时间、耗费战机之后，又故作姿态地敲敲打打一阵，于是作战方案就成了他们的功劳。用笔杆子和嘴皮子制定一份方案自然是很容易的，失去的战机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来了。他用余光环顾四周，在场的将军们各个貌似聚精会神，真正听进耳朵里的话不过七成，到执行时至多三成，至于效果，恐怕连一成也达不到。

借口公务繁忙，实则急于抽身，顾郭二人当晚便要赶回南京去。刘峙在他歌舞升平的小天地里开了一瓶一模一样的洋酒，众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好不热闹；邱清泉则婉拒了几位女士热情洋溢的主动攀谈，自宴会侧门走出，松开衣领，点燃了一支香烟。

黄百韬拦住了顾祝同，两人站在车旁，边说话，边往宴会厅望，多半是在抱怨大战在即，刘总司令反而醉心酒场。邱清泉并不打算加入这场向参谋总长非议自己的上级及黄埔军校时的教官的谈话，尽管他某种程度上赞同黄百韬的意见。他耳力极佳，清晰听得顾祝同在谈话末尾对黄百韬一再劝慰：“等光亭到任，一切都会好的。”

会吗？

他少有每日读报的习惯，若不是杜聿明人在东北，那些东西之于他连糊墙也用不上。近来，几家一向言辞温和的报刊，尚且刊载了一连串痛批卫立煌的檄文；仔细读来，文中字里行间所表东北之顽疾病症，和徐州也没有两样。战争既非一人之事，又怎能凭一人定胜负、论输赢呢？

但他别无选择——他和自己一样，除下这身军装，天下再大，他们也没有容身之处了。

局势就在短短几日中悄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东北尘埃落定，黄百韬和他的第七兵团又在徐州东面陷入了危机。他本是奉刘峙之命沿陇海线自海州向徐州撤退，哪知撤到半途，大军却全堵在了铁路桥上。此时再架浮桥已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部队已织好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围网，将第七兵团严丝合缝地困在了碾庄圩里。

这天早晨还晴朗无风，入夜后，徐州的天上却悄然聚集起了浓密厚重的阴云。邱清泉在停机坪上抬头端详天色，确信徐州将在